1977年，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那一刻开始，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奔赴考场，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教育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青年，从来都是教育的主角，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恢复对外派遣留学生，高校大扩招，助学政策出台，义务教育免费……每一项教育政策出台，每一次教育改革实施，都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命运息息相关，都是中国教育在这30年中留下的历史脚印。
今天，我们从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所著的《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这本大书中选择出部分历史镜头，是希望曾经的或现在的青年，了解一项项改变青年命运的教育政策的背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教育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理解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决策制定的背景和过程，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
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高考报名费由1元减为5角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中断已久的全国高考。
面对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的状态，高考报名费如何收取？据当时参与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回忆：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希望报名费能定在一块钱。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十四个字来之不易
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研究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近五年的时间里，该纲要起草研讨小组听取了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近千人的意见，最终于1993年正式发布了这部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纲领性教育文件。
据参与《纲要》研讨起草的人士回忆：在提“把教育摆在重要发展的战略位置”还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当时在研讨小组内部就有不同看法，而当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时，也确实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曾经提出疑问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那其他领域怎么办，要不要优先发展？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十四个字，这十四个字确实来之不易。
教育经费占GDP4％的由来
1983年年初，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高度关注。为此，中央专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研究项目中制定了一个“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合理比例研究”的重大课题。曾经参与过该课题的王善迈教授在谈到该政策的出台时回忆说，“当时我们专家组做过一个表态：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提出的观点都不采纳，主要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的目标，并依据一个公式计算，专家组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占GDP的3.87％。
后来经过上下多部门的反复研究协商，中央政治局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将这一决定最终写入了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双轨”变“并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嬗变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开始以“委培”的名义，额外增加一些录取名额留为己用，这种委培方式在以后渐渐演绎为社会行为，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两种方式并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取更多经费，也乐意开这个口子，使高考招生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走在“计划”的路上，一条腿走在“市场”的路上。
1996年，国家实行高校“并轨”招生，把自费、公费统一起来，“双轨”变“并轨”，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嬗变。
国家使出“吃奶”的劲儿，高校第一年扩招51万
1999年6月，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扩招。
据时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回忆：1999年6月13日，距离高考只有十多天时，教育部紧急召开的全国扩大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作报告，按增加50万人这个规模，重新部署了招生计划，最后增加了51万。这一年全国高校招得多毕业得少，整个在校生整体增加了70万人，而之前，全国每年的招生增长数量最多不超过10万人，可以说，国家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对许多家庭和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命运转变的重大契机。
从黑屋子、泥台子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穷国办大教育，使得我国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难，就难在国家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短缺，投入不足。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16％。以人口大省山东为例，当时危房占全省校舍的一半；许多学校甚至没有校舍，上课夏天围着树荫转，冬天围着太阳转，被人称为“影子学校”。
1985年5月，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决定》起草过程中，中央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中国农村校舍很破烂，到处是黑屋子、泥台子。据当时参加调研的人士回忆：教育部派调查组到青海调查，调查人员走进一所学校的教室，小学生全体站立，热烈地鼓掌欢迎，经久不息。调查组请学生坐下，都不坐，一看，原来都没有板凳，孩子们全部站着上课。
这次调查后，教育部讨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需要的金额，初步算了算大概几千亿元，国家拿不出来。后来把这些问题汇报给中央，中央提出了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措施，就这样把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211工程”出台记
1983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东湖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参加会议的4位已退居二线的老教育家李曙森、匡亚明、刘丹、屈伯川联名拟定了一个提议，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重点资助50所高等学校，使它们到20世纪90年代在办学条件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国当时的国力条件下，这一设想是建设性的，可以说它是“211工程”的原型。
之后，类似的建议被时断时续地提出。1991年，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211工程”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被正式提及，并由《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提到党和国家决策的高度。
助学贷款政策逐步完善，贫穷大学生不再为钱发愁
1999年6月28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正式出台，并先行在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以及武汉、沈阳、西安、南京共8个城市进行试点。200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明确提出将国家助学贷款的区域范围由8个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据此，不少贫困大学生终于可以圆自己的大学梦了。
10万美元购买“洪水猛兽” 国内外引起轰动
1977年中国拨款外汇10万美元，用于我国驻外使领馆购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材，并建立了外国教材讲义交流中心。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197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不到1亿美元，与2007年的中国外汇储备净值14336.11亿美元相比，那个时代的中国外汇储备实在有限，在那样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国家从非常紧缺的外汇储备中拿出宝贵的10万美元去购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外国教材，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扩大派遣留学生打破中国长达10年的封闭局面
1978年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留学工作的热潮，打破了中国长达10年的封闭局面。
面对一些人对人才流失的担忧时，邓小平指出：“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下九百个。”
当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抵达了美国。中国此举引起当时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这段历史同样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许谨诚记忆中，他回忆说：邓小平访美期间，我和一些留美同学参加了卡特总统夫人在子午线饭店为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留学生叫到一起，嘱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