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不是一个新词，但绝对是个热词。

　　社会管理工作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管理越凸显其重要性。

　　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其经济总量，也要看其社会是否充满活力，是否和谐稳定。而评价一个执政党的执政业绩不仅要看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要看其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的生动证明。

　　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成绩令人鼓舞，挑战更令人警醒。如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期待。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既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行动凝聚共识，共识推动行动。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我们在收获实践成效的同时，也收获经验和共识。

　　社会管理贵在坚持“以人为本”，激活“源头活水”。我们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民主恳谈制度……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党委、政府决策时的“规定动作”，民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时的重要依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依靠网络，广开言路，实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各地通过健全和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活力被充分激发，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正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激发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才使得社会每一个细胞都焕发活力，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有“源头活水”。

　　社会管理重在壮大和谐力量，夯实稳定基石。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各地不断创新方法和手段，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创造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努力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内部，将隐患消除在萌芽。正在神州大地推行的“大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闸”，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夯实基层基础的“加固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几年前还少有耳闻的“网格化”已经为城乡百姓耳熟能详，“网格化管理”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干部作风的转变，为社会管理注入了强大动力。而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社会和谐的基石日益巩固。

　　从理念到行动，从尝试到常态，从局部到全国，“社会管理”工作已经深入人心，基础日趋稳固。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越往前走水越深。继续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落实和难点问题的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将更加完善，社会管理工作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矛盾不上交

　　 “大调解”调出大和谐（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不久前，江苏省南通市某医院出现伤心一幕，一名安徽籍产妇因大出血导致母子双亡。死者家属召集了100多人堵在医院门口，要求医院赔偿200万元。从事发当天下午开始，南通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人员始终坚持在一线调解，经过3天的努力，最终使这起一触即发的医患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双方握手言和。

　　自2003年4月成立以来，南通大调解机制已由初期单一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演变为社会转型背景下，为群众提供有序多元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为党委、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低成本解决问题的实体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大调解组织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6.8万件，有效避免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民转刑案件近2万件。

　　大调解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对社会矛盾进行协调处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矛盾不上交”，近年来，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广并取得明显成效，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权益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大调解”也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实现了调解机制由综合调解向专业调解、调解队伍由兼职为主向专职为主、调解资源由政法综治为主向与社会资源有机整合的转变。

　　以服务促进管理 以管理改善服务

　　从“外地人”到“新邻居”（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白 龙

　　2011年，外地来津务工人员郑高峰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天津市户口准迁证”。和他一起成为“天津人”的，还有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作的1000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是城市的建设者之一。为让他们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天津市积极为外来务工人员搭建“建设者之家”。在这里，银行、超市、医务室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由企业承担所有居住费用，实现了对流动人口的优质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和市民化待遇。

　　流动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如何让流动人口获得和城市人口相同的服务，与本地居民和谐共融，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这一工作中，“以服务促进管理、以管理改善服务”正逐渐成为共识。各地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政策上做到一视同仁，并因地制宜地考虑住房、教育等问题，帮助流动人口就业，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赢得群众赞许。

　　“家庭有房住、孩子有学上、就业有扶持、权益有保障、管理有创新”，这是各地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方向和行动。在城市的同一片天空下，外地人正逐渐成为本地人的“新邻居”，享受同一片阳光。
职能聚合 关口前移 精细服务 多方联动

　　“一站式服务”让生活更方便（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张 洋

　　“这些都是需要帮扶的对象，我会不定时地去家里走访。”在河南省新郑市新华路领秀城社区便民服务站，负责社区警务的民警白玉指着标注有“五角星”的家庭地址对记者说。

　　除了社区警务，还有“爱心调解”、“劳动保障”、“社会救助”、“健康教育”、“物业家政”等多个办事窗口在便民服务站一字排开，办事人员的热情笑脸和社区居民的满意笑容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

　　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诸多环节，如何更好地整合资源、服务群众，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是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全国很多地方积极搭建基层便民服务平台，将综治信访、行政服务、法律援助、治安防控等各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服务项目集中在一个大厅，并且严格遵循接待咨询、集中受理、分类办理、限时办结的服务流程，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

　　过去，老百姓要跑几十里路赶到城里才能办好的事，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一站式服务”的构建，并不是各职能部门的简单叠加，而是公共资源的有效整合，尤其是在各级党委和政法综治部门的协调下，突出服务群众的理念，使基层社会管理呈现出“职能聚合、关口前移、精细服务、多方联动”的特点。正是“一站式服务”突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让服务站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百姓生产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便捷。

　　承担公共服务功能 提升自我服务能力

　　社会组织发挥补充作用（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彭 波

　　2011年国庆节，广东省东莞市市民张坤收到了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发来的一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批准通知书》，捐资助学23年的“坤叔助学团队”从此结束了没有“身份证”的日子，成功变身为“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

　　“坤叔转正”成为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变革的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民政部门“双重管理”。但从今年7月1日开始，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无需再挂靠，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将被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审批。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广东省社会组织年均增长10％以上。截至2011年底，广东省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42万多人，每年的经济活动总量超过500亿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类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社会组织是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一个高度流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让社会组织适当承担公共服务功能，不仅是政府管理创新的体现，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不断优化结构、转变职能，社会组织努力发展、充分拓展功能，这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思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也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得到提升。
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不留死角

　　“网格化”消除管理盲区（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黄庆畅

　　黄一平是浙江舟山市勾山街道29网格组长，他在走访蒲岙村时，听说种在村道边5米内的蒲瓜没一株开花结果。细心的黄一平实地了解后把情况告知街道农业科，并邀请专家到现场进行勘察诊断。原来蒲瓜属于短日照作物，夜间被路灯长时间照射，影响了开花结果。随后，街道组织农业专家下村开展农技知识讲座，引导农户在路灯照射区域改种玉米、大豆等作物。

　　乍一听，“蒲瓜怕灯”似乎是乡间趣闻，但折射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理念的悄然变化，即“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个呼声都有人倾听，每一项任务都有人落实”。

　　在舟山市，2464个“网格”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市城乡、遍及每家每户的“大网”，将血脉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焕发出蓬勃生机。

　　如何保证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得到回应？如何避免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盲区”和“真空”？“网格化管理”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一创新之举也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以自然村或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家庭数量，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推动社会管理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在网格范围内实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和服务，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实现社会管理网络的全覆盖。“网格化管理”织起了汇集民意之网、便民服务之网、感情沟通之网，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新模式。

　　诉求自由表达 民意直接呈现

　　网络问政推动公众参与（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本报记者 王比学

　　成立8年间，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和政策咨询24.5万件次，受理范围几乎涵盖老百姓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辽宁民心网也因此渐渐成为辽沈百姓的“贴心网”。“倾听民声、实现民意、服务民众”，民心网整合力量、积极互动、强化监督，逐步形成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反馈体系，建立起群众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政府与群众沟通的复合型载体，“一条龙”地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

　　从政府网站到市长邮箱，从留言回复到微博互动，从政务公开到“一条龙服务”，“网络问政”正在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政策、社会管理的畅通渠道，成为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沟通民意的绿色通道。

　　网络问政，核心在“政”，其主体是公众，主导是党委、政府。公众借助“互联互通、自由表达、平等对话”的网络，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社情民意直接呈现在公共平台上，能够“直达”各级领导，这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各级党委、政府则通过网络，与公众展开积极的互动交流，了解民意、汇聚民智、排解民忧，不仅促进了政府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也大大提高了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效能。

　　在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各级党委政府更加注重倾听不同的声音，将“网络问政”作为全面客观了解各方情况的有力抓手，努力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工作大事记（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管理体制”。

　　2009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2010年10月，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确定了35个市、县(市、区)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2011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3月，“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

　　201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201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

　　2011年8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2011年9月，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