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邬署长您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阐述了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充分体现了我党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具有高度自觉和远见卓识。而从世界范围看，自上世纪末，文化发展问题就深受世界各国关注，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邬书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突出有以下四个趋势：第一，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亨廷顿、萨义德、约翰 米尔斯海默、约瑟夫 奈等一批研究著作的问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个文化宣言的相继发表，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综合国力竞争和较量中的作用受到举世关注，凸现了文化的政治功能。第二，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传媒集团并购整合，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化发展的产业地位日趋重要。第三，随着当前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业的发展，文化产品的内容极大丰富，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间的界限大大淡化，文化传播时空界限大大突破，文化传播模式日益走向多点互动，文化自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了新的发展。第四，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边界日益模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特别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更引发了对文化的思考，从文化中找到解释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出现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呼声。当前，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日益提升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支柱产业；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文化的传播速度和方式日益变化。文化与政治、经济、科技的相互作用，使其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您认为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应该从世界各国文化发展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邬书林：我觉得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在发展文化的进程中，有以下认识、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第一，理论研究的突破和不断深入，是认识文化和文化产业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发展的思想前提。二战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文化通常游离于经济之外，更多的是文化人从事的创造性、个体性的活动，文化业规模较小，远未成为支柱产业。以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代表，曾对文化的产业化趋势作过理性批判。二战之后，随着和平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尤其是几百万士兵从战场归来后重新进入高校以及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教育文化发展，西方的一批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文化的功能和性质，做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其中一些重要成果值得关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茨 马克卢普在研究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实例之后，提出知识是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像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一样去生产和分配，知识生产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像经济资源一样进行开发，是“朝阳产业”。在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196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他的观点受到理论界和产业界的热烈讨论，并在50、60年代成为吸引美国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积极介入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美国学者波拉特1977年出版了《信息经济论》共9卷的著作，指出信息业是与工业、农业、服务业并列的第四产业，建立了一整套可供操作的理论与方法，使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更趋紧密。特别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1964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敏锐地预见：文化的发展、通讯的进步、“地球村”的形成，将改变人们对信息的看法和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论述被当前互联网的作用所证实。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托夫勒1980年发表了《第三次浪潮》，从通俗角度来讲知识、信息的重要，他按照贝尔的理论提出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分期。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召开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发表了《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开始从全世界的范围重视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此后几乎每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有重要报告问世。20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了一大批深入研究文化在世界发展格局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著作。美国学者哈拉尔1998年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知识资源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文化资源是一种无限资源，它的作用将随着它传播的范围和数量日益扩大影响，而其边际成本却越来越低。近年来，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则对信息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作了生动描述。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塞缪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哈里森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

　　第二，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形成和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有关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现，欧美政府和产业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钢铁、重化工行业受环保、劳工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闲置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社会各界对产业资本能否和文化结合逐渐达成了共识，认为文化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完全可以推动文化产业按照经济运作的方式得到发展。文化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带来的重要影响是，文化的小规模生产转向了讲究效益回报的经济型生产，资本运作、产业运作的方式逐渐进入文化领域。以内容生产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借鉴了经济发展的经验，开始重管理，讲效益，重回报，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文化投入之中。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地位，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00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时股市价值高达3000多亿美元，文化产业的作用可见一斑；2007年新闻集团并购华尔街日报，加拿大汤姆森集团并购路透社，使人们对跨国公司文化渗透力和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认识更加深刻。目前，文化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在发达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GDP中，70%以上来源于服务业，其中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及相关的服务业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出版学术期刊和数据库为主要业务的里德 爱思唯尔集团2010年营业收入已达到120亿美元。文化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创新的现代化程度。

　　第三，政府和社会的规划和政策引导，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二战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文化的发展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政府、社会和学界的规划和引导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这里仅举两例来说明规划的重要作用。1944年盟军刚刚在诺曼底登陆，罗斯福总统认为二战胜负已成定局，他立即召集科学顾问万尼瓦尔 布什，要求他把战时情报机制及时转到平时机制，为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发展服务，提前拿出科学发展规划来。万尼瓦尔 布什主持编制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政策框架，为美国战后的科学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规划过后的10年，美国人惊奇地发现战后美国的科技地位、文化地位在世界上显著提高。1958年，曾有多个国际研讨会研究这个规划，我国也在1959年翻译出版了这个规划，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出版了此书。还有战败国德国的例子。德国著名哲学家赫斯在战后找到他的学生翁泽尔德，说德国被战败了，经济和军事一时难以与美国抗衡，德国的天空一片阴霾，德国人的心死了，你最好去做文化工作，做杂志或者做出版，来重新唤起德国人的精神，保持德国的大国地位。翁泽尔德1952年到了苏尔坎普出版社，他在出版社规划了两套开放性的丛书，其中最著名的一套是“彩虹系列”。他提出这套开放丛书要像在天空中画出一道彩虹一样，扫除战后德国弥漫的阴霾，使德意志精神、欧洲文化在受到美国人冲击的情况下继续领先于世界，用全世界的文化精品特别是欧洲的文化精品，引导德国和欧洲人继续前进。这套丛书做了2000多种，另一套丛书也出了千余种。翁泽尔德先生对他的出版规划一做就是50多年，一直到2002年去世。他去世时，德国总统和欧洲很多政要、学者一起参加了他的葬礼，为这位规模并不算大的出版社社长送行，欧洲的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功绩。到了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随着文化产品的边际日益模糊，美国修改电信法和北美的统计指标体系，出台了新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强调美国已进入“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阶段，将新闻出版、影视、通讯和信息四大门类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文化产业体系。把信息产业Information与娱乐产业Entertainment两个词合并成一个词Infortainment。

　　第四，综合运用文化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来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有效方法。二战以来，在苏美冷战过程中，美国一直在巧妙地运用文化软实力手段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英国记者桑德斯2000年出版的《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根据美国已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在冷战中非常善于用文化的办法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有计划的影响，如反共主题的政治寓言作品《动物庄园》、《1984》在西方社会曾经风行一时。战后若干年间美国文化产品发挥了既攻心又赚钱的任用。美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大众文化的方式向世界各地输送美国价值观。正如约翰 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的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同时，美国一直高度重视用政策扶持的办法发展文化产业。从60年代开始，在纽约集中了一批世界大型传媒集团公司，像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皮尔森公司、里德 爱思唯尔集团等，使纽约成为世界文化产业的中心。贝塔斯曼集团把其音乐公司BMG也搬到了美国，新泽西州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物流中心。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再回到中国。您觉得目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呢？

　　邬书林：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始终关注文化问题，重视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空前机遇、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政策基础和行动指南。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的发展和建设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时，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7月，中办、国办转发了《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2003年8月，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历史和趋势的角度，研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经验，全面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部署。2010年，中央政治局再次集体学习研究文化建设问题。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着眼于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目前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就文化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的文化发展前途光明，大有可为。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证。

　　第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伟大实践为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5%的速度迅速发展，2011年GDP达到4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超过4000美元。与此相对应，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多，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累计达到1200亿元，年均增长22.5%。2011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89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78%。总体上看，文化产业近年来的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下一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实行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科研与教育的投入稳步增长，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文化环境。

　　第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我国有13亿人口，有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3.6亿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稳定的服务群体；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8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这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受教育人群，2010年我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8%，高中在校生有4342万人，高校学生人数有3600万人，这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服务对象；7亿多农民需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应当成为文化建设最大的潜在目标市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国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将不断增长。我国的城市化率已快速提升到51%，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强烈的市场需求将为文化发展提供极大的空间和市场。

　　第四，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科技与文化历来紧密相连，如影随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两项直接来源于文化——纸张与印刷。历史经验证明，谁占有先进科学技术，谁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网民5.29亿，其中2.19亿使用微博；有8.2亿部手机。基于新技术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正在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网络出版产值已经超过1200亿元。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我国文化建设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我国文化产业可以直接运用高科技手段，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五，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文化发展取得的成绩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保障和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文化发展全面提速，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方面有：推进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方面有重要进展。以出版为例，国有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工作，组建了一批有活力、有影响的出版发行集团。有42家与新闻出版业有关的企业上市，文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有了较大提升；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会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五大惠民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域和水平，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文化宏观管理得到加强和改进。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关系得到理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有了明显成效，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加快；改革也促进了文化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文化队伍建设水平有了新的提升。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提升了我国文化生产能力。目前，我国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大国。以出版为例，年出书32万种、期刊9800种，长篇小说年出版1400多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首先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印刷业的体制和管理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已成为印刷大国。印刷品出口加工已形成显著优势。

　　第六，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空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纽带，也是我们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厚基础。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五千年不衰，就是因为自身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有一种求变图强的精神。汉语是世界上重要的语种之一，海外有5000多万侨胞和华人。目前，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84所孔子学院，外国人学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空间将越来越大。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除了您刚才说的六个有利条件，目前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存在的问题或者面临的挑战又有哪些？

　　邬书林：一是内容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文化产业的软肋。目前，世界核心期刊几乎被欧美垄断；前几年在世界上产生较大影响的《20世纪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一书中，全面总结20世纪全世界在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四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列举中国的贡献就极少。

　　二是文化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文化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现在世界上著名文化企业都是有核心文化产品的，如麦克米伦就以政治人物传记、重要科学论著出版著称，并且有《自然》杂志这样世界顶尖的学术期刊。培生集团有《经济学人》这样世界影响很大的周刊。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新的体制机制形成，将有一个过程，这会使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有一个延后期。现在的阻力是，组织内容生产的方式方法，需要学术界的认同和产业界共同努力。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以您在文化领域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经验，您觉得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邬书林：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社会功能，说到底是宣传真理，以赢得人心；传播知识，提升人们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类精神家园。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全面部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努力发挥文化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规律办事。在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大幅度地提高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要发挥好文化的政治功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我国文化对内的凝聚力、对外的影响力。

　　文化的政治功能，就其根本来说是要发挥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着眼于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着眼于最大限度团结和凝聚人民，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着眼于激发爱国情怀和创新热情，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着眼于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切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不会从天而降。十六大以来确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对此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现在的关键是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要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倡导学术界、理论界大胆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征程上去创立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努力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派、流派，不断丰富人类思想和文化宝库。不能使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少数理论家们的专利，要使广大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看到希望、看到责任，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要发挥好文化的经济功能，努力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一方面要把已有的文化产业领域发展好、提升好，同时要在拓展新领域、调结构上，想办法、找出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的论断，科学分析了文化产业的作用，及其在发展科技进步中的巨大支撑作用，也指明了文化产业发展要努力拓展的重要领域。

　　要进一步制定中长期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使文化产业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并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努力规划一批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又能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类、信息类文化产品。中国应当规划和组织像标准普尔、道 琼斯指数、路透金融信息、彭博社经济信息这样的文化产品，以扩大中国经济社会在国际上的影响，指导我们的经济运行。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500种最重要的商品中，我们已有250种的产品位居世界第一。收集、加工整理的商品信息的经济数据、金融信息，生产经济运行离不开的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收益，极大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做好，就是政治工作上不利、经济上吃亏、文化上短视。

　　要努力规划一批反映我国科研教学成果的科技信息的文化产品，改变我国科研成果主要在国外发表的状况。这是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作。目前我国用于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数量大幅加快。与经济信息一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论文生产国。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我国GDP增长中的8%用于科研发展的投入，这是我国成为第二大论文生产国的最重要原因。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年投入160亿元，中国科学院 365亿元，中宣部社科基金12亿元，科技部、教育部各类科研投入更多。如果不有效地建立起与世界相连、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献生产体系，我们就很难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现在遗憾的是，国家大量科研经费投入形成的科研成果主要在国外发表，我们还要花重金买回来去支撑科研教学。这一出一进，不仅在经济上吃亏，其结果，是话语权和信心的丧失。最终，可能会危害广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三，发挥好文化的文学艺术功能，生产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精品，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涵养人的品德，愉悦人的心灵，平和人的心态，丰富人的知识，在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文化的思想启迪、道德教化、知识提升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靠文化产品这一载体来实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文化消费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作生产更多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寓教于乐中提升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发挥好文化的对外交流功能，努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关注国家文化安全。

　　各国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是世界和平的文化基础。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博大，市场资源潜力巨大，但是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一是要突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题，既要展示我国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更要把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管理经验和文化生活反映好。二是要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广泛开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三是要提高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实力，抓好国际文化展览的参展工作，精心组织文化走出去的重大工程和项目，鼓励文化单位到境外兴办实体企业，努力推动中国文化企业进入国外主流市场。

　　文化产品走出去要既攻心又赚钱，才能落到实处。好莱坞大片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要保持清醒头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约瑟夫 奈在谈到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时说，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可见文化软实力的逻辑起点就是国际关系中与军事斗争、经济竞争等手段相并列的概念。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朋友要交，交流要搞，但是心中要有数，文化安全的意识不能丢。国家文化安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在文化观念上绝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绝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袭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对外文化交流和综合国力竞争中，要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知识产权安全、文化资源安全和文化传播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