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改革升温。同“改革”一道成为舆论热词的还有“法治”。

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表示，全国人大将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改革事项加强立法，要让我们的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使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地向前推进。

实际上，早在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习近平总书记即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推动。

今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他说，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于法有据”“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这一连串关键词勾画出了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法治化路径”，意味着改革“第二季”将告别“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法治被动时代，走向“先立后破”的新时代；亦将告别以往文件开路、政策驱动的旧改革范式，走向法治引导改革的新范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与法治的逻辑关系并未理顺。改革对于突破、创新的要求，和法治对于规范、有序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各级改革主导者往往片面地重视前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后者，甚至把先行先试、“敢于突破法律禁区”作为改革精神的体现。客观上，改革初期我国的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改革本身“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性和“试错”需求，使得改革先于法治具有一定必然性。所以，理论界曾经围绕着所谓“良性违法”长期争论不休。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更已成为我们党明确宣示的治国方略并被写入了宪法。继续以漠视或者回避法治的方式推进改革，不再有任何的现实性和正当性。必须重新审视和梳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增强两者的耦合性，使其彼此协调、相辅相成。

一方面，改革要以法治为指引、以法治为规范。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在两会前夕向媒体表述的，需要修改法律的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借此，既可为改革确立制度准星，防止走偏和异化，又可保障改革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据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很多改革举措对法律的“立、改、废”提出了明确要求，涉及70多件立法项目，其中需要制定法律的项目20多件，需要修改或废止法律的项目40多件。去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一揽子方式“打包”修改法律19部。

另一方面，改革要以法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归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法治，无疑是这一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并确立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方向。可见，法治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通过改革所要达成的愿景。

李克强总理在2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两句话，正是衡量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尺度，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法治化解读。

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改革与法治的正确关系是既互为手段，又互为因果。但归根结底，法治应当成为改革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