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于改革的全面深化而言，一定要认识到，尽管当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与严峻挑战，但我们现在尚处于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内，应积极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改革措施并强力有效落实。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用好改革的有利条件对于深化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之所以说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尚处于有利的战略机遇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改革共识重新凝聚，改革动力重新汇集。改革需要共识与动力，如果缺乏改革必要性、改革现状与改革思路的共识，缺乏内生的改革动力，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社会普遍受益，那时的改革既具有高度共识，也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支持。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群体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改革中的深层次、结构性、复杂性矛盾逐渐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共识形成的难度加大，改革动力逐渐弱化。由于党和政府是改革的主导者，所以改革中的种种问题最后集中到党与政府这里。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动力，就必须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勇敢地面对发展中的矛盾，提出一种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理念，来实现改革成果的公平共享。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改革攻坚形势，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新观点、新思路、新论断，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振奋党心民心的改革新举措、新办法、新措施。特别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表明了中央坚决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可以说，现在改革共识已然重新凝聚，改革动力已然重新汇集。正如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的：“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这种情势对于改革的全面深化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发展方式转变艰难，但公众预期相对乐观。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依然面临着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权力渗透市场，生产与消费失衡、外需与内需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粗放发展方式尚未从根本上实现有效转变。中国确实处在了一个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瓶颈时期与关键节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思路明确，采取了诸多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推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整体经济走势渐显稳中向好。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我们愿意也希望更精彩。”“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向好发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能够保持一种相对乐观的预期，而这种发展与预期为我们解决棘手的改革难题提供了较大余地与空间。因此，当前深化各方面改革，加大攻坚力度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氛围。

矛盾冲突多发但不具关联性，社会秩序总体稳定。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各种利益矛盾不断显性化、频繁化，矛盾内容也趋于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有效整合成为改革攻坚阶段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较为严重的利益矛盾问题自然不能忽视，但我们亦应看到，当前，利益矛盾与冲突虽然存在于改革的多个领域与环节，但具有发生的分散性、目标的有限性、整体的非对抗性特点，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连锁与共振效应。改革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赞成与拥护改革，在深化改革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利益矛盾的内容本身很简单，即具体利益的纠纷，目标有限，只要具体利益得到维护，并不存在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因素。而且在绝大多数利益矛盾中，利益受损者除非实不得已，更倾向于选择非对抗性途径解决问题、实现利益主张。党和政府尤其是政治高层确实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以上因素使我国现阶段的利益矛盾整体而言是非对抗性的，这也是中国社会在利益矛盾频发的同时依然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实际上表明了当前利益矛盾的可控性与可治理性。就此而言，把握当前稳定时机、利用当前秩序条件，多管齐下全面推进改革可谓事不宜迟。

贪腐问题较为严重，但民众对中央高度认同。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说明中指出的：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及其长期存在无疑会对整个执政党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构成严峻挑战。针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连连发力，出台强有力举措加大治理，反腐倡廉成效初显，不仅党风政风为之一变，民众的信心也大为提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次三中全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诸多具有极其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可以说，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与速度表明了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坚定决心与信心，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与信心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广泛的民心与高度的认同。民心与认同对于执政党与政府而言，比什么都珍贵。这无疑为改革的全面深化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既得利益力量强大，但尚具可控性与可治理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表明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力量十分强大。但应看到，我国现在的既得利益群体还不能脱离现有体制来活动。既然其还依附于现行体制，在中央和上层对整个政治体制机制掌控较为有力的情况下，利益群体的未来走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和上层的认识、态度与做法。改革主动权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政治上层手中。当然，主动也是相对的，被动总是难免的，但依据矛盾的原理来讲，现在主动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被动地位是次要方面，总体形势是有利的。在这样一个阶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保证改革的决策者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避免在改革中出现重大的原则性妥协和让步。

基于以上五方面因素的考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