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和系统回答,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
对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和回答
在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特别是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并不相同,十月革命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取得胜利的,而作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力量过分强大,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艰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转向井冈山,是开辟这条道路的开始,此后也因我们党内“左”的错误的影响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但经毛泽东阐明和探索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历经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的检验,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的思想,与武装斗争一起,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奉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其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与同盟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强调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毛泽东的这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对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和回答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与建设,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以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政治条件。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思想。随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方针的确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毛泽东开始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力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突破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定性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且针对着这个主要矛盾确立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八大提出和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党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在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上,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等。他又在南京、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强调:“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此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上,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上,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尽管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却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的失误。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初步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强调:“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但“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行。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和回答是一个艰辛的历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