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一国”——

　　“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政权不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权不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四方”——

　　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难以“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英美，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从制度传承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从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同时，也借鉴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经对苏联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从思想传承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各类急难险重，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2日 06 版）